【110警察节】山东省公安厅隆重举行庆祝2023年“中国人民警察节”升警旗仪式******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并在“中国人民警察节”到来之际向全国人民警察致以节日祝贺和慰问。

　　坚守从警初心，永葆忠诚本色。为热烈庆祝2023年“中国人民警察节”，激励广大民警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忠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1月10日上午，省公安厅隆重举行升警旗仪式。副省长、厅党委书记、厅长范华平，厅领导张月波、槐国栋、李祝群、修春清出席仪式，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王海防主持仪式。

　　冬日的朝阳洒向省公安厅机关广场，仪式现场气氛隆重热烈，红色背景板上，“山东省公安厅庆祝2023年中国人民警察节升警旗仪式”字样分外醒目，参加仪式全体民警身着警礼服，精神抖擞、整齐列队。上午8时30分仪式开始，在嘹亮的指挥口令下，护旗队伍英姿挺拔、斗志昂扬，护卫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正步行进到升旗台，仪仗标兵分列旗台两侧、持枪伫立。随着《中国人民警察警歌》振奋激昂的旋律响起，擎旗手挥臂扬旗，鲜艳的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沐浴朝阳冉冉升起。全体民警面向警旗庄严敬礼，放声高唱，向中国人民警察节致敬，向新时代公安事业致敬，向党和人民致敬。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我宣誓！”由获得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荣誉称号的省公安厅疫情防控专班负责人领誓，全体民警握拳举起，重温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誓词：“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矢志献身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为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而英勇奋斗！” 誓词声高亢嘹亮，久久回荡，宣示广大民警矢志不渝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的坚定决心。

　　仪式上，范华平为晋升警监警衔的民警代表颁发了授衔命令证书并合影留念。晋升警监警衔的民警充满光荣与自豪，表示晋升警监警衔是从警生涯的崇高荣誉，标志着更高的责任担当，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倍加珍惜荣誉，坚守初心本色，为推动新时代全省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贡献智慧和力量。

　　省公安厅要求，广大民警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践行“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牢固树立“靠前一步、主动作为”警务理念，奋力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公安工作现代化，为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山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警徽熠熠，誓言铮铮，见证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参加仪式全体民警心潮激荡、热血澎湃，纷纷表示，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着力增强践行“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投入本职工作，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厅直各单位班子成员和民警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仪式。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